1949年11月，周麻子带领一部分人背叛我军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怀化县第三区的区长张英明等几名干部在这次事件中遇害。周麻子的倒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他不仅杀害了区干部，还在事后没有立即撤离，而是带着手下在区公所内搜查了半天，最终把公所里囤积的三万斤粮食和数十支武器一并运走。
周麻子在倒戈之前曾是我军的连长，之前他跟随47军打完大庸战役后，和蒲和生一起起义，加入了我军。但他心中并没有真正的悔过之意，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成功骗过了我军的接收人员。
与此同时，47军的主力部队在完成大庸战役后被上级命令调离湘西，前往四川继续剿匪。原计划是将140师418团也调离湘西，但在副军长晏福生的坚持下，418团最终留了下来，负责湘西的防守工作。晏福生并没有跟随主力入川，而是被留下来，指挥剩余部队驻防湘西，以防土匪重新作乱。
即便如此，47军的主力部队离开后，湘西的兵力大大减少，局势变得更加严峻。晏福生深知，虽然大庸一战后我军压制了湘西的土匪势力，但湘西的匪患并未完全消除。如果我军减少兵力，土匪势力将很快卷土重来。
展开剩余74%事实上，湘西的驻防压力非常大，而剩余的兵力不足以覆盖所有防线。虽然黎原是418团的团长，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但在如此庞大的防区内，如何分配兵力成了一个难题。无论怎么安排，都显得力不从心。最终，黎原将重点放在了交通枢纽和重要城镇，至于其他地方的防守则相对薄弱，有的村庄甚至只留下一名战士看守。这种情况虽然无奈，但也是为了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兵力。
然而，周麻子背叛的事件显现出了隐患。此举引发了土匪们的报复，激起了他们的活跃。在周麻子的带头作用下，土匪们的活动逐渐增多，从小规模的骚扰发展到更大范围的劫掠。很快，局势恶化，418团接到命令，决定展开剿匪行动。
黎原团长召集干部开会后，决定此次行动的重点有两个：一是增加剿匪兵力，二是通过打击大土匪来震慑其他小股土匪，起到威慑作用。由于兵力严重不足，黎原决定动员所有后勤人员，甚至是机关干部和轻伤员，加入剿匪行列。尽管这些人作战能力有限，但他们可以负责站岗和放哨，从而解放出战斗力强的士兵加入战斗。最终，黎原仅能将剿匪队伍扩充到约800人。由于时间紧迫，黎原的工作繁重，几乎没有时间休息，剿匪的工作由副团长陈明友负责执行。
剿匪的目标选定了张玉玖匪部。张玉玖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保卫队长，后来趁着三二事变爆发，偷盗了辰溪兵工厂的上万支枪和数十万颗子弹，迅速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。张玉玖不仅自己抢劫，还拉拢了周围的土匪，发展势力。和他一起的，还有他的兄弟张玉德，二人所为令人发指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为了安抚百姓，418团决定先铲除张玉玖匪部，以此震慑其他土匪。
张玉玖的匪巢位于茶田垄，要前往那里，必须经过龙泉岩。龙泉岩地形复杂，难以攻守，虽然有两条道路通往茶田垄，但其中一条山脚的小路狭窄，容易遭到伏击，而另一条从山顶经过，路程较长，但有利于展开部队。副团长陈明友认为剿匪行动隐蔽，选择了较近的小路，但本地的队长易鹏飞对这一决定提出了异议，认为小路不安全，然而没有被采纳。
果不其然，剿匪队伍在途中被张玉玖匪部的2000余人包围。由于地形和兵力的差距，我军迅速败北。易鹏飞在突围时被俘，遭到杀害，418团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50多名战士。
湘西剿匪的困难，除了兵力不足外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当地百姓和我军语言不通，沟通困难，很多政策无法得到理解。同时，湘西的匪患历史悠久，土匪与百姓的关系错综复杂。许多土匪逼迫百姓的儿子去当土匪，甚至威胁要杀光全家，形成了土匪与百姓的微妙关系，很多村庄几乎全是“转转兵”，即在战时是土匪，和平时又是百姓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军在短期内难以有效剿匪，损失也不可避免。
尽管面临种种困难，最终解放军凭借顽强的斗志，成功肃清了湘西的土匪，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，取得了令人敬佩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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